和朱德庸相遇，是在清晨一家酒店的餐厅，他和妻子迈着轻盈的步子，每遇台阶或转弯处，朱德庸都会小心地搀扶起妻子的手臂。朱德庸到深圳是为了参加一场名为“国学传统与现代文明”的论坛，他说，是为学习而来。
在开完一整天会，再应付完饭局后，朱德庸在酒店房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。一身疲惫的他，状态并不太好，不过预计一个小时采访时间，最后却进行了一个半小时。朱德庸对于每一个问题都静静地思考，然后认真地作答，绝对不会绕过去，显得感性而诚恳。
创作就是脑部的排泄
记者（以下简称记）：你的作品中充满了机智和幽默，是什么能让你不断有新东西涌现？
朱德庸（以下简称朱）：简单来说，就是先要有感受，我感受到了什么，然后感受会强烈地打动了我，就会产生创作的欲望，我就想把它画出来。我常常开玩笑说，创作是脑部的排泄，吃东西后，会把要的东西吸收，不要的排泄掉。我观察很多东西，到了我大脑后，我会把它发泄出来。
记：你的创作都是水到渠成的过程？
朱：你要我逼出一个专栏来，没问题，逼出一本书，都没问题，因为创作对我来说，都不是问题，但是我不会选择这样的生活。我只画我想画的，有些酝酿的时间是很长的，有时顺势推一把，就出来了。“大家都有病”的专栏，我酝酿了5年，一直都期待能很精准地画出来，这个专栏在台湾登了一年零四个月，画到一年后，我才完全知道画的什么，水到渠成是没错的，但是时间会很长的。我要自然的，不要人为的。我可以选择人为的方式，永远有画不完的东西，两个月我可以画一本书，但是我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。我是吃过苦头的，我曾是台湾专栏开得最多的，同时也接一些案子，但是就是为了创作而创作，最后会把人变形的。中间我就停了几年，再也不能那个样子的。我踏入这行二十年了，出了十七本，我的出书量是很少的，人难免会有很多很多考验，如果你没办法经受住一些考验，你最后就会倒霉。
记：会有被掏空的感觉吗？
朱：我从来没有被掏空的感觉，只有厌烦的感觉。
记：你灵感来源于哪？据说你和外界的交往，保持着克制的状况。
朱：感受你周遭的很多东西，是不会饱和的，也不会有瓶颈的。因为是感受性的，感受生活当中很多的人和事，你在不停地感受，你不会觉得哪天感受够了。我觉得人之所以持续活下去，那就是不停地感受着你周遭的所有事情，你感觉到的东西就像一个3D画面。很多东西对我是新奇的，我接触，但那不是社交，我接触很多人，是到街上走，我现在都不做有意的事情，我绝不会在行动计划中记载明天要上街感触人。
你是否快乐，这很重要！
记：你觉得你的漫画作品是饭，还是药？饭是养人的，而药应是治人的。
朱：这不是我能决定的，就像一个作者出本书，画一个专栏，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。我其实无法说清楚我的书对别人是饭还是药。很狂热的人可能每天非得看，那就是饭吧，有些人心情很不好的时候，看到觉得竟然还有人比我还倒霉，那就是药了。《大家都有病》之所以拖了五年，我的感觉要到一个程度，激发我去画它，这东西画出来后，是否符合我的标准。创作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我的标准，因为读者太多了，你没法把握。创作，第一是满足自己，他不可能满足读者去做，那是虚假的，作者也没办法了解读者在想什么。
记：创作的惯性会不会影响你的创作？
朱：我尽量不重复。《双响炮》画的是婚姻状态下的情形，《醋溜族》则是未婚的状态，包括《涩女郎》、《什么事在发生》，以及我现在就在画《绝对小孩》，明年一月份就要出，这些题材都是没有重复过的。重复对我来说是痛苦的，因为你不断重复自己，你就没办法从其中享受到新奇和挑战。我认为创作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，他的报酬是非常低的，因为在版权无法保护的情况下，报酬很低。你如果无法从创作中得到满足的话，那为什么去创作呢？
记：同为台湾漫画作者，幾米的爱情是美好的，甚至唯美的。而在你的作品中，爱情则是功利的、冷漠的、现实的。
朱：那是创作的本质不同，其实大陆没有弄清楚，幾米画的是绘本，大陆将它归纳为漫画。绘本在日本实际上是独立的创作形式，和漫画是分开的。漫画是强调讽刺性的，绘本则是话本和故事性。漫画就是乌鸦嘴，讲不好的东西，我不用漫画表达任何真善美的东西，我跟幾米的东西当然不一样，就像小说和散文不一样是一个道理。
记：你的作品在大陆、台湾都很畅销，从你接受到的信息看，两地读者有何不同？
朱：我说过我的创作有个低潮期，我把我的专栏减到最低，出版停掉了。当时是1999年，那是我对创作最怀疑的时候，我已经没有办法从创作中感受到力量，得到快乐，开始怀疑我当初画漫画是不是错误的。也就在当年，我第一次来大陆。大陆的读者给我的力量是很大的，读者的热情使我觉得我的创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，大陆有那么多的读者
